1949年11月30日凌晨，眼看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匆忙乘坐飞机逃离重庆。当天傍晚，解放军先头部队分几路从朝天门、储奇门等地进入市区，重庆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1日，当涌上街头的群众来到抗战胜利记功碑（现解放碑）时，看到其顶上高高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一时群情激奋，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如今，这面“重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珍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见证着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这面红旗是怎么来的？用什么制成？又是谁插上去的？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为你揭开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迎接解放 育才师生用被面缝制红旗

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这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用大量珍贵文物，清晰地勾勒着这座城市的记忆。

“这就是重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它用红绸被面和黄纸制成。”在讲解员高洁的指引下，重庆日报记者看到一面红旗叠放整齐，静静地躺在玻璃展柜中，已有些褪色，针脚也略显粗糙。

高洁称，这面红旗是由育才学校师生用红绸被面缝制。1980年，原重庆市博物馆得知该红旗的线索后，便派征集部工作人员持介绍信，从育才学校梁承栋老师处征回，一直馆藏至今。

“时光荏苒，如今虽70多年过去，育才学子每每在博物馆看见这面红旗，心中都会涌起一股别样的自豪感和责任感。”重庆育才中学校党委书记郭华称。

据育才老校友骆忍石在《山城的红旗》一文中回忆：“在解放军还未到来之前的十一月，育才学校师生就商量制作国旗。赵义熙老师和苏永静老师用同事梁承栋老师提供的一幅宽大的红色绸被面，认真按照当时《群众》杂志上刊登的国旗尺寸标准制作。由于旗子很大，他俩干脆把绸子铺在自家的地板上，苏永静老师爬在地上一针一针地缝。我和一些老师、同学站在那里围看，我透过泪花模糊了的双眼，激动地感受着这伟大而令人难忘的时刻。”

1949年12月1日，为迎接解放军进城，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红岩小学三校师生，怀着无比兴奋和喜悦的心情，高举着自制的五星红旗，敲锣打鼓，扭起秧歌，走在游行庆祝群众队伍的前头。大家从红岩村出发，一直游行到小什字，最后把这面五星红旗插到了抗战胜利记功碑上，使山城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红色学校 见证了先辈用生命铸就丰碑

为什么是育才学校的师生自发地制作出山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这并非偶然，育才学校从创办开始就有红色基因。抗战时期，学校一直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与支持，被称为‘国统区的小解放区’、大后方的‘小延安’。”郭华称，育才学校成立之初就有两个平行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一个党支部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领导，主要成员为学校的专家学者；另一个由中共四川省委下属的北碚中心县委领导，主要成员为青年教师和年龄大的学生，江竹筠就曾经直接领导过这个党支部。两个平行的党支部的共同任务是支持、协助陶行知办好育才学校。

然而，育才学校的办学历程并不顺利，当时国民党政府非但不给经费支持，还常常阻挠、刁难，甚至是直接封杀。

陶行知曾撰文称:“最近几个月，我们是过着别有滋味的日子，终日与米赛跑，老是跑在米的后面……这时所有的存款都已垫到伙食上去了。向本地借来的四十石谷子也吃完了，向银行借来的三万元也花光了……”

1940年9月，周恩来得知情况后，与邓颖超等同志一起前往古圣寺看望育才师生，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并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代胜似一代”的题词，还捐款400银元资助学校购买体育器材。

1943年，周恩来还特地托人送给陶行知一件毛衣和一套南泥湾垦荒生产自救运动时拍摄的照片。陶行知受到启发，便带领师生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家吃饭的难题。

育才学校老校长李能寿曾回忆说，他于1948年到学校工作，在学校感受到如同解放区一样的阳光和温暖，那时学校的学生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介绍来的，大家思想活跃，向往解放区。虽然学校外面还有特务的严密监视，但老师和学生们仍关起门来，搞起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唱解放区的歌曲、排演进步话剧等，滋养了无数追求进步的青年人。

“陶行知是一位坚定的教育救国论者，他认为要改造落后的中国，应先改革中国的教育，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注重教育与生活的结合、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的合一。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育才学校共有300多名师生走上革命的道路。”育才中学校长张和松介绍说。

如今，重庆育才中学仍秉持陶行知老校长的赤诚之心、家国之情，坚持“行知育才，教育为公”办学理念，发扬“大爱、奉献、求真、创造”精神，积极传播行知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红色育人故事，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狱中红旗 又一面值得永远铭记的旗帜

相比育才师生成功升起来的五星红旗，在白公馆看守所旧址还陈列着一面“狱中红旗”。

“它虽然并未真正升空飘扬起来，但却承载着狱中革命者毕生为之奋斗的梦想，是一面真正用鲜血染红的旗帜。”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称。

“狱中红旗”用绣花被面制成，与真正的五星红旗不同，其最大的一颗五角星位于旗帜的中央，其余的四颗小五角星则位于旗子的四个角。

为何如此布局？故事需从红岩革命先辈说起。

1949年10月7日，被关押在白公馆平二室的罗广斌放风时，被同狱的原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叫住。

黄显声小声地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7天前在北京成立，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放风结束后，罗广斌回到牢房，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同室难友，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甚至互拥着倒在地上打滚。

夜深后，革命者们仍激动得难以入睡。他们围坐在一起，议论着国徽、国旗的形状和式样。见此情景，罗广斌动情地说：“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罗广斌的提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后据成功脱险的毛晓初撰文回忆道：“老罗（罗广斌）扯下他的红花被面（他被捕时带进监狱的）……我们没有剪刀，也无针线，完全靠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小心翼翼地划破被面……”

之后，大伙用黄色的草纸做成五角星，可在贴五颗星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贴，有人觉得五颗星一字排开，有人认为五颗星相互挨着组成一个圆圈。

讨论很久后，他们最后决定把大的五角星贴在中间，四个小五角星贴摆在四个角，象征着全国四万万同胞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毛晓初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经过通宵奋战，我们终于制成一面五星红旗了。把红旗平整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大家围着红旗，又是低声欢呼，轻轻哼着国歌，又是跳，又是互相拥抱……”

再后，大伙把牢房墙角边的地板撬起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进地板下，准备等到重庆解放那天，高举着红旗冲出去。

然而，就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开始分批处决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内的革命者，参加制作红旗的陈然、刘国鋕、王朴、丁地平在大屠杀中牺牲，只有罗广斌和毛晓初等侥幸脱险。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再次回到白公馆平二室牢房，找到了藏在地板下的红旗。之后，罗广斌与杨益言在创作小说《红岩》时，把狱中制作红旗的情节进行了再现，在电影《烈火中永生》、新版川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也艺术化呈现了革命志士狱中绣红旗的场景，让大量观众印象深刻。

王浩称，这面红旗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其体现了以陈然、罗广斌等为代表的中共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见证了他们不懈斗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并寄托了他们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